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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法官如何正確應對敏感案件網絡輿情
來源:中國法治 作者:劉黎明  日期:2019/8/2 字體: [大][中][小]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在自媒體上發表自己對一些社會熱點問題的看法已經越來越常見,從互聯網獲取新聞的人數量已經超過從報紙獲取新聞的讀者,有人這樣形容網絡的傳播速度與范圍:上天入地遍全球,網絡無國界。網民在BBS、博客、播客、微博、QQ日志、QQ群等新的信息載體的幫助下,任何一件“新聞”,都足以吸引眼球,在傳統媒體前,網絡圖文、音頻與視頻同步直播的特點,已將現場“圖文并茂”的通過手機微博在網絡上發布。作為法官也要面對現實社會的進步,學會進行輿論應對,輿情研判,如發現自己辦理的案件成為網絡搜索的關鍵詞、敏感詞,發現輿論影響和輿情導向;作為法官面對輿情應對要堅持原則不要怕,坦誠面對不對抗、主動切割不牽連、堅決回應錯誤報導、不評說,先報上級再行研判,搶發新聞、滾動播報、掌握話語權,快報事實、慎報原因,并結合真實案例從正反兩方面進對比,以便法官在轉變司法作風、提高司法能力的同時,提高輿論應對能力。但存在著諸多不足,難以有效應對和管理日趨復雜的涉法網絡輿情。因此,進一步加強司法網絡輿情管理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從法律層面來對司法網絡輿情的規制問題進行探討,以使網絡輿情能夠起到監督作用的同時,又不至于突破法律的底線。

    一、對網絡輿情進行法律規制的意義

    (一)有利于提高審判的公開程度。當前,我國正在努力建設民主政治的國家和法治國家,這是實現司法現代化和司法民主的必由之路。任何權力只有在陽光下運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腐敗和權力尋租的空間,才能真正體現依法治國的理念。司法公開有利于實現輿論對司法的監督,保證司法公正的真諦,保證人民群眾對司法的參與權和監督權,保障司法的公信力。網絡輿情會在很大程度上保證司法的公開性和公正性,這是廣泛的民意的要求,也是司法發展的必然屬性。

    (二)有利于遏制司法腐敗與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司法腐敗嚴重影響了我國司法的公信力,成為阻礙司法工作的重要不利因素。社會各界都對司法領域寄予厚望,它的清正廉明直接決定著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司法腐敗會使人民群眾的權益受到極大損害,無法實現眾所期望的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有充分重視網絡輿情的作用,才能對腐敗實現監督和震懾作用,讓一切在陽光下運作,減少不透明環節,減少暗箱操作的現象,網絡監督是減少司法腐敗、防止濫用權力的消毒劑,網絡具有匿名的特征,這有助于減少舉報者和監督者的心理壓力,更好地行使監督權。

    (三)有利于推進司法民主的進程。司法民主是大勢所趨,是實現司法功能的必然路徑,只有實現司法民主,才能真正實現司法的職能,維護司法的權威。近些年來,網絡輿論因為具有開放性、平等性的特征,普通民眾得以廣泛參與社會重大的司法事件,通過各種各樣的網絡載體,對司法實踐的主體和權力的行使者進行了較為有效的監督,這屬于網絡輿論先天性的優點,它使得傳統的司法操作模式遇到了很大的沖擊,成為推定司法公正和民主化的利器。

    二、法官應對輿情的基本原則和步驟

    (一)[1]直面負面信息,坦誠公開案件事實。法官進行輿論應對,關鍵要敢于在第一時間用真誠回應網民的質疑。直面網民,實事求是、開誠布公,假話不要說,哪怕是“善意的謊言”也不能說,事實勝于雄辯,有序公開事件調查與處置進度,認真辯法析理,把法官所了解和認定的案件事實、法院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法院領導的態度進行公布,不給流言與猜測留存散布的空間。對因工作失誤引發炒作,有錯在先、坦誠道歉,回應應坦然、主動,取信于民。

    (二)屬地管理、分級負責。法官說錯話,做錯事,不要推卸給法院,更不能牽連院長。一旦事發,法官要主動擔責,采取必要的“切割”手段,與地方政府切割,與所在法院領導及上級法院切割,主動承擔責任,避免上級法院為下級法院、法院為個別法官的“背書”。法院要表明認真調查,發現問題嚴肅處理的態度,并將根據調查的結論依法辦事,依法處理,決不護短,并感謝當事人及網民對法院的監督。

    (三)錯誤報導、堅決回應。要與時俱進,進行管理創新,提高重大敏感案件的風險評估意識,建立輿情監控制度,及時發現法院負面輿情,快速應對,對于失實報導,迅速核查、依法交涉,駁斥謠言、嚴肅處理。

    (四)言多必失不多說。對宣傳、審判、保衛部門用語進行規范,防止法院工作人員“禍從口出”,讓記者抓到把柄進行報導炒作。要學會利用網絡對外發布信息,如確有記者要求面對面采訪,先要求記者把采訪提綱傳真過來,在新聞發言人的幫助下,擬定統一口徑可以在網上進行回應。如果被記者堵住,脫不開身,即便不想接受采訪也不能蠻橫拒絕,要婉言相拖;不要評說,更不能“無可奉告”,可以約定時間接受采訪,這是給自己留出時間,做好準備后再由新聞發言人接受采訪。

    應對步驟:

    (一)速報上級、輿情研判與應對時間規律。網絡反應的時間與應對方式。網絡對法院“新聞”的傳播遠超過傳統媒體,對于敏感案件,見諸網絡后1小時內,網民跟貼是一種穩定狀態,這段時間是應對的最佳時間,如果處置得當,不會引發輿論風波。對發生全國影響或涉外影響的敏感事件時,應當在半小時內向本院領導報告,2小時內層報至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工作機構。事件處置過程中,要及時續報有關情況。重大緊急信息可以越級報送,并同時報送上一級人民法院。在實踐中,對網絡輿論的應對,經院領導批示后,才會認真清查,再組織輿論應對;領導不批示,很少有法官能主動應對的,有些法官還在幻想,網絡炒幾天,天塌不下來,挺過去就好了,但對法院公信力的傷害有多大,不在自己考慮范圍。一般情況是,事發2小時后,有輿論應對意識的法官才有可能發現被曝光,當然法院已經建立起網絡輿情監控制度。但是如果被放置到新浪等門戶網站,網民跟貼量在12小時內,超過1000個跟貼,輿論就會對法院形成第一輪沖擊波;如果還沒有官方的回應,就會出現“沉默螺旋”效應,再想引導輿論導向,難度很大。因為根據網絡傳播的規律與在實踐中發生過的炒作案例,輿情的最佳處理時間是事件發生的12個小時內,必須做出官方回應,并啟動應急預案。在實踐中,法院只有在“小事炒大”并開始成為網上輿情焦點,甚至波及全國范圍內的輿情對法院極為不利時,才開始組織應對,其實這種應對已經錯過最佳時機。因為事發12小時內,輿情還處于潛伏期,超過12小時后,輿情將由個案轉向對整個法院系統、進而對司法制度開始質疑,甚至已經開始對整個國家制度進行抨擊。由點到面、由地區向全國甚至掀起舉國大討論的洶涌輿情。

    (二)網絡搶先發布,滾動播報,隨時修正。發生輿情后,出現在網絡上的第一條信息,應該是法院發出的事件簡短通報,而不是網民發布的小道消息,更不能讓流言在網上滿天飛。法官應在新聞發言人的幫助下,經擬定統一口徑后,在法院官方網站上發布,如要求采訪的記超過3家,則召開網絡新聞發布會,把網絡作為第一時間通報信息的平臺。開發布會時,情況不明時,也要發出“有關的該案的詳情正在調查”的官方聲音,但要把法院所采取的措施,補救辦法等搶先對外發布。在事發2小時內如果搶發消息,那么能夠準確發布的難度確實很大,甚至有可能發出錯誤的信息。因此必須在網絡上隨著調查的進度,滾動對外發布,同時修正先前的錯誤信息,從而掌握話語的主動權,搶占輿論制高點。

    (三)快報事實、慎報原因,公開透明不隱瞞。“快報事實,慎報原因”的原則,是不隱瞞、不夸大、不沖動、不臆斷,才能對得起群眾的信任?靾笫聦嵄WC群眾知情權。“快報”是法院的滿足公民的知情權的責任,因為在短時間確實無法對事情的原因做出準確地判斷,只能進行簡單報道,搶新聞的第一落點。坦誠面對而不推卸責任,從傳播的角度講,這樣更容易樹立一個責任法院的形象。實踐中,法院出于各種考慮,總是希望少報甚至不報,對網絡還沒有足夠地重視,面對媒體的采訪,本應提供客觀信息的法院卻采取沉默的態度。在網民等待最新新聞進展,考慮法院到底能不能保證當事人安全的時候,不報顯然是最大的失策,惟有快報事實才可以滿足群眾的知情權。任何小道消息都會引起群眾的強烈關注,事實證明,隨著手機微博、網絡的普及,任何網民均可以零距離做“現場播報”,目擊者都可以成為網絡播報的“現場記者”。在法院沒經過調查過程就通過“快報事實”來緩解群眾對法院不安全感的質疑,有點操之過急,草率從事。在沒有徹底調查清楚事件真相的前提下,會引起群眾恐慌,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三、法官處置網絡輿情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一)社會轉型期矛盾凸發,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表達途徑不暢通。近年來,一些普通案件演化為輿論熱點,表面上是對司公正的不滿,實則包含對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貪污腐敗等各類社會現象的積怨。只有上了報紙,傳到網上,才能引起重視得以最終解決,不斷強化了老百姓“上訴不如上訪,上訪不如上網”的維權思維模式。

    (二)網絡輿論特性與司法活動特性之間存在沖突。[2]首先互聯網本身的特點給輿情傳播帶來很多便利,現代的互聯網使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達反饋更及時,鼠標輕輕一點,瞬間便可產生排山倒海的“蝴蝶效應”。而司法活動的價值位階中,正義和秩序要優先于效率,為確保正義的實現,很多時候必須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案件的審判執行必須嚴格依法進行,有一套對公眾而言相當繁瑣的程序和冗長的周期,很難在第一時間做出最終處理決定,也很難在較短時間內查明并披露事實真相。其次由于司法活動的專業性,法院與公眾對社會問題的評價不盡一致,一旦法院判定的事實、做出的決定與網民的預期不符,便會成為眾矢之的。最后,網絡關注的是新聞轟動效應和點擊率,對事實真相審查一般不到位,有的媒體小題大做制造“賣”點,甚至炮制虛假新聞以吸引公眾眼球。而司法部門更關注案件的審理,對網絡輿論引導不夠,導致真話不說謠言登場。

    (三)法院職責的特殊性。在目前法治環境下,司法公信度受到質疑,司法權威不高,加上司法程序不能解決所有的矛盾,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必然成為矛盾噴發的火山口,定紛止爭的職責將法官推向各種社會矛盾的最前沿,強制執行的特殊性讓執行法官置身于槍林彈雨中。審判執行過程實質是當事人之間利益的爭奪過程,為更快實現自身利益,向法官施壓,雙方都將目光轉向了影響深遠的互聯網,使得法官辦理涉輿情案件時進退維谷:若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案,不利于輿情及時有效化解;若以犧牲法律、程序為代價快速判決執行,又觸發新的輿情危機,損害司法公信力。再加之司法水平與群眾期望值存在一定差距,司法能力、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亟待加強。這里面固然有歷史和體制原因。也有法官隊伍整體的職業化尚有欠缺,獨立審判和抗干擾能力較弱問題,在高強滲透力的網絡輿情面前,很難避免對網絡輿情的接觸。尤其是當某一個案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形成強大的公意合流時,即使主審法官可以不受網絡輿情影響,權力部門也會從社會整體穩定的角度出發對司法審判提出意見。為此,本輪的司法改革也以體制性問題作為改革的著力點,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尚處于嘗試階段,在改革措施與現行法的協調、省院統管與司法行政化、司法權責統一與職業能力、員額制改革與辦案壓力等領域仍出現不少問題。

    (四)網絡與網民的自身特性導致網絡輿論監督的群體極化效應;ヂ摼W是社會輿論的“放大器”,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為網民言論提供了安全屏障。大部分網民暢所欲言的同時,難免有個別居心叵測者利用網絡惡意炒作,通過煽動公眾情緒,形成強大意見聲勢以實現自身利益。而網絡公眾受個人認知和客觀因素的局限,加上網絡管理相對滯后,對網絡輿情正確引導不足,公眾很難在較短時間內明辨事實真相以及事件背后的復雜成因,更關注情感的宣泄,易受感性因素影響,發生群體性極端、非理性事件。

    (五)[3]當個案在網絡傳播的過程中,其中涉案人員以及案件相關人員的個人信息就會被媒體曝光,甚至被公眾進行一定程度的深入挖掘,使很多人員的相關過往被曝光和關注,這對其個人隱私權構成了一定程度的侵犯。進而影響個人正常的生活。最終的結果就是,網絡輿情對案件審判造成影響,對案件相關人員的隱私造成侵犯。不僅會對原告、被告產生影響,還會對其他訴訟參與人產生影響,在網絡輿情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公眾通常會做出較為一致性的判斷,這就使訴訟方一方處于十分不利的位置,這樣為之代理的律師等自然會殃及自身,在公眾嚴重成為一個助紂為虐的角色,進而被關注,被輿論“討伐”,這種影響是與輿論傳播的不規范、公眾判斷的非理性等有非常大的關系。

    (六)網評隊伍基礎薄弱。有些基層法院沒有落實專職網評員編制,更遑論配備專業的網評員,也未建立相應的兼職網評員、核心網評員隊伍,更談不上重視培養自己的意見領袖。有些法院雖然建立了隊伍,但人員卻以不精通審判執行業務的各部門內勤或剛進法院的書記員為主,屬于“建而不專”無從發揮兼職網評員在部門業務條線中輿情研判和引導的作用。還有些法院僅有隊伍,沒有建立相應的網評工作保障或激勵考評機制,也沒有落實相應的學習培訓制度,網評員既沒有工作積極性,也不具備基本的輿情引導知識和能力,屬于“建而不能用”。加之輿情應對機制缺乏。輿情應對能力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就成了“無源之水”?v觀近年來的涉法公共網絡輿情事件,從表面上看是法院個案應對能力不足,但從根本上講,是這些法院缺乏有效的輿情處置辦法及應急預案。缺乏輿情監測預警體系。事實證明提前預警遠勝于事后“滅火”。[4]當前不少法院信息化建設投入不足,缺少集信息搜集、預警、反饋于一體的網絡輿情監控系統,難以及時全面掌握動態,往往貽誤戰機,造成事件處置的被動。與此同時缺乏輿情研判標準化流程。很多法院內部部門職責不清,發生輿情后仍按照傳統應對方式,等著上級法院或宣傳部門確定“口徑”,缺乏自主分析研判流程和能力。這種“唯上”的應對模式,不但研判結果容易出現偏差,應對措施也跟不上網絡輿情演進態勢。多數法院平時只重視輿情事中處置,忽視事后總結經驗,加之當前網評員流動頻繁、新手居多,這些新手如果沒有現成的預案、處置模型及案例作為參考,面對復雜多變的涉法輿情,敗下陣來不足為奇。同時整體聯動功能失調。涉法網絡輿情在一些網絡推手的惡意推動下,得以快速傳播和發酵。面對“網絡水軍”,啟動整體聯動機制是非常必要的,但法院系統在這方面做的還很不夠。涉案法院與宣傳部門等橫向聯動失調,對較大的涉法輿情事件,宣傳部門經常以守土有責為由,不重視也不愿意動用網信辦的力量介入。但對上級領導關注的重大涉法輿情事件,宣傳部門又過度介入,不尊重法院的應對自主權和法律專業意見。而上下級法院之間縱向聯動不強。缺乏配套的激勵考評機制,各地法院缺乏工作積極性,聯動效果并不佳。此外,當上級法院和當地宣傳部門的意見相左時,涉案法院更是無所適從。

    四、法官對網絡輿情的研判分析與處理

    在網民普及時代,等于每個網民的面前都有一個麥克風。對法官來說,要睜大眼睛,從法律法規與輿情民意之間尋出一條合法、合情、合理的裁判結果,使判案效果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要增強深刻認識和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把網絡輿論傳播規律與法院案例結合起來進行分析,以便提高法官輿論風險意識,掌握負面輿論應對能力。對法官來說,發生“新聞”是第一位的,應對“新聞”的擴散與影響是第二位的;堵住一個記者的口,堵不住網民的口。沒有網絡時,一個案件沒有多少人知道,一旦在網絡上發布,法官就要面對成千上萬人的質疑,再加上法律專家的點評,如果案件確有硬傷,便會被網民口誅筆伐得體無完膚,甚至承辦法官也會遭到人肉搜索,生活受到影響。法官最好的輿論應對策略是加強自身修養,改善司法作風,盡可能不發生“新聞”。法官在依法審判的同時,積極應對負面報導。要從關注所承辦的案件入手,同時要在網絡上及時跟貼,要主動接受網民的監督。

    (一)除因司法作風與工作不認真引發的炒作的案件外,容易被“小事炒大、大事炒炸”的是災難性事件。如法官跳樓、法庭血案、法官被炸、院長被潑硫酸、槍掃法院等;其次是案件具有戲劇性。法官把律師拷住曬太陽、法院習慣性執法等;三是案件變化與反差過大;鶎臃ㄔ旱呐袥Q否認高院的判決、合法拍賣不予執行法官信口胡說等;四是案件涉及到人性的弱點與公民道德價值取向。這些都構成輿論傳播中的“炸點”。法院最后不得不“有罪無責”作為最終判決,讓法律很受傷。更有一些涉案當事人對案件不滿,上網發泄、捕風捉影地發布流言“惡搞”法官,順便給法院施加壓力,期望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案件一進法院,法官要樹立風險評估意識,對于敏感案件,要密切關注一些網站及其論壇的信息和發貼,并用百度、谷歌等專業搜索引擎把案件中的當事人姓名、法院、法官名稱、案件性質等關鍵詞進行搜索。與當事人接觸時,要關注其言談舉止與思想動向,觀察其對案件進展的反映,及時發現當事人情緒變化;當事人發貼的目的是想引起網民“圍觀”,并通過領導的關注,進而向法院施壓,法官尤其需要關注本地網站論壇。如果案件如被披露到網絡上,法官要及時對一些網站跟貼中評論尤其對最熱貼要高度關注,對網民的意見、觀點、評論進行傾向性分析與統計;如果被新浪等門戶網站放到首頁,很快就會向整個網絡擴散,進而引發一場輿論風波。對網民的跟貼分析,如果運用得當,作為收集民意的窗口,為判決達到兩個效果的統一提供支持。

    (二)[5]關注輿論深度評論和導向。輿論導向是網民個人情感與集體情緒相互碰撞并趨同一致的結果,在網民關注社會公平,質疑社會公正;關注道德情感,不顧法律原則;關注個體權益,忽視社會責任的大背景下,當網民對一個負面信息無所適從時,偏激的情緒化跟貼很容易得到響應,“輿論領袖”的及時點評,點燃輿論的導火索,并快速地匯聚到輿論集中點。法官要認真分析這些極具煽情動性的文章,避免引發輿論風波。

    (三)規范司法行為,樹立司法權威。突發事件處理首要原則為預防。司法事件的發生是輿情危機之始,若能規范司法行為,便可從源頭上預防輿情危機的發生。要以事實為依據。法官作為法律的捍衛者,應當抵制外界輿論干擾,嚴格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職責,以客觀事實為基礎,確保司法活動的公正理性。要以法律為準繩。個案如何評定,法官與大眾有各自的標準和看法,輿論對案件的道德性評價,不應替代法官的專業評價,更不能侵犯法律的權威性。要關注程序正義。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精髓,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法院要敢于公開司法、善于公開司法,讓正義在司法過程得以公開透明地體現。堅守法律的底線,不能為輿論所牽制。司法權不能為大眾輿論所挾制,深處輿情漩渦中的法院要時刻保持專業理性,堅持“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的立場,專心于事實調查認定與法律適用,尊重民意但不被民意所左右,善于用通俗易懂、令人信服的方式化解錯綜復雜的輿論質疑,最終在輿情應對中提升司法公信力。

    (四)[6]建立應對處置機制。有效的輿情應對機制能確保危機發生后有人管、有人報、有處置,在應對中能做到不缺位、不失聲、不失當。

    要建立輿情報告機制。形成輿情報告網絡,成立輿情測評隊伍;指定專人每天對媒體負面報道和網絡負面信息進行檢測,對搜集到的負面信息,及時報告有關領導;重大輿情應及時報告上級法院和有關部門。

    要建立快速應對機制。有事后補救、有問責、有切割,形成完備的應對鏈。根據網絡信息的性質、影響和可能引發的后果,要建立媒體協調機制,發揮主流媒體優勢。雖然任何人面前都有傳播信息的麥克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會接受網上發布的信息,發揮主流媒體的傳播優勢來引導輿情更為重要。法院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要與各級媒體開展形式多樣、及時有效的聯絡溝通,確保在涉及法院工作的宣傳報道、輿論監督等方面達成共識,充分利用主流媒體 “輿論領袖”的權威地位來影響輿情走向。

    要建立后續聯動處理機制。借力法學家、律師、當事人等第三方提升法院公信力。有效借助網絡輿情的積極影響。拓寬多種與網民溝通渠道,引導其積極并適度參與司法監督。應進一步加大網絡媒體的利用程度,利用各種網絡群體的動員效應,輔之以拍客、播客、博客的沖擊作用,及時澄清虛假網絡信息及輿情信息。公民只有充分地享有言論自由,才能充分調動其參與法治監督的積極性,從而使監督意識深入人心。必須有效利用互聯網時效性高、跨地域性等優勢,主動提供多種途徑將適合公開的熱點案件司法過程公開,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發言權,調動其參與司法監督的積極性。同時及時援引社會主流意見,引導網絡輿情良性發展。司法部門應當大量引入具有權威性的社會主流意見,增加其可信度和說服力,起到引導網絡輿情的作用。社會主流意見主要是政府態度以及專家或專業組織的見解等,網絡輿情管理人員在適當的時機,引入主流意見,有助于更好地發揮輿情的引導作用;政府的態度在民眾心里有著不可替代的權威地位,在重大問題上,引入政府機構的權威信息,或者政府官員接受網民咨詢,在網站上進行詳細解答,就會排除疑惑,引導輿情良性發展。另外專家和專業組織在本領域內權威性也使其發表的見解具有某種權威性和指導性,邀請專家和專業組織參與網絡討論,同樣能起到一種引導性的作用。

    積極克服網絡輿情引發的不良效應。引導網民抑制社會不良傾向。輿情傳播的道德環境及網絡成員的道德狀態、自律程度對網絡輿情的傳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網絡上的發言主體是現實社會中真實的個人,其綜合素質的高低決定其發表輿情的文明程度,應當強調公眾及網民的責任,提高他們的法律素養,養成發表評論應當理性、公正、客觀、謹慎的習慣,做到嚴格遵守網絡內部法律和道德要求,不發表、不輕信、不傳播沒有可靠信息來源的網絡傳言和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帖子,防止網絡輿情秩序混亂,抑制社會上已經出現的不良傾向。與此同時及時排除網絡中非理性因素。網絡輿情聚集了網民個人觀點,很多情況下非理性和情緒化的意見更容易被網民認為是正義言論,司法過程是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分析并作出判斷的過程。司法機關不能僅憑輿情信息就對案件作出法律判斷,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案件進行公正裁判。既要運用事實作出正確的裁判,又要使事實的認定過程公正透明。構建司法網絡輿情良性互動機制。健全網絡安全立法,規范網絡行業法律責任。立法機關必須結合網絡輿情發展的新情況、新特點,結合司法實踐中的司法過程,提高與網絡有關法規的層級,為網絡輿情的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健全網絡立法,形成系統、有序地調整網絡輿情的法律體系,將司法機關、網絡媒體、網民等網絡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以法規形式加以明確規定,強化網絡經營者的責任,網絡經營者應對其主動發布的資訊、信息內容的合法性和信息來源的可靠性進行謹慎核實,如果未盡到謹慎義務而發布了侵權信息,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建立輿情信息監測機制。設置專門的網絡輿情監管部門,專業人員監測輿情,收集、處理涉及司法過程的網絡言論和全面的輿情信息。與此同時,加強相關配套制度建設,規范網絡輿情信息監測工作的流程和內容;建立快速反應核查機制。經過篩選輿情后,報送相關領導參閱,確保涉法網絡輿情的發展走向、輿論熱點,使輿情的級別和程度得到司法機關及時、準確和全面的掌握。根據輿情信息反映的內容和情況,準確查出該輿情信息產生的原因,認真核實輿情反映的問題,進而對網絡輿情的走向作出正確的判斷,快速核查,迅速辦案、結案,加大司法工作效率。

    完善司法過程網絡信息發布機制。首先司法機關應主動與國內外知名網絡媒體合作,保障大量權威、可靠信息在網上發布,并將權威的信息進行匯總,拓展良性信息的輻射空間,從而積極引導網絡輿情,形成良好的傳播環境,使之發揮其良好的監督功能;其次法院應建立相關內部機制,保證及時向社會發布網絡媒體關注的司法過程的相關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敏感的司法案件,搶占輿情的制高點和話語權尤為重要,及時發布信息,多種媒體同時報道,使民眾很快了解真相,最終案件得以順利審判,使公眾信服。

    建立輿情分類預警模型。網絡輿論熱點話題衡量的基本指標由時間維度、數量維度、顯著維度、集中維度及意見維度等五個方面構成借助信息網絡技術,以五個維度的數據為基礎建立數學模型得出相應的連續函數,然后用此函數模擬網絡輿情的發展情況,再利用離散化的計算方法進行量化,不同維度之間的變化組合,可以建構不同的輿情模型,并設定不同等級的預警闕值,以實現自動及時預警功能。當前涉案輿情形成和傳播的渠道眾多,群眾和網民參與討論的話題往往脫離案件本身,焦點難以確定,輿情態勢始終處于動態演進之中,引導應對策略也需要根據態勢發展作出不斷調整。因此還需要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涉案輿情進行持續研究,即運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具體涉案輿情的傳播過程進行追蹤統計分析,包括持續時間、報道強度及網民的情緒傾向等方面。在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后,整合數據,模擬出涉案輿情發酵模型、擴散模型、異化模型以及涉案輿情階段模型圖,反映完整的輿情演變過程。該動態模型能夠有效提升法院對涉案輿情的掌握和控制能力,有助于迅速完成危機處置。

    要結合實際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應急預案,推進輿情應對工作制度化、機制化建設,著重是建立“人機結合”的輿情監控機制,強化流程規范的輿情研判機制,落實分級快速的輿情報告機制,構建分類引導的輿情處置機制,常見的輿情分類處置辦法包括:第一時間回應、運用“責任切割”戰術、突出跟進報道、引入中立的第三方評價、主動設置議題、加強網絡閱評等等。對待一般的輿情,要有柔性意識形態思維進行處置。完善及時發布的輿情回應機制;同時,還要優化輿論引導評估機制,從自我評估、主觀評估逐步實現規范化、科學化評估,評估工作也可交由第三方獨立完成,逐步完善輿情處置辦法和應急預案,并及時總結輿論引導經驗,組織編寫典型案例,模擬各種情景下的宣傳口徑,建立相應“案例庫”和“口徑庫”。與此同時構建協同聯動輿情應對體系。

    建立法院與黨政機關協同機制。目前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均設置專業部門或專人負責監控和應對涉本轄區的輿情,且人員配置專業、上下渠道暢通、技術裝備先進,可以對涉案輿情的應對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鑒于此法院應主動融入宣傳部門的輿情監控體系,并在黨委牽頭下建立起多方聯動長效機制,積極爭取與宣傳部門建立起信息共享的輿情監控機制,參加有關輿情聯席會議,定期通報新近輿情并就引導措施及應對方案交換意見等。但因涉案輿情應對工作具有高度的專業性,我們在肯定橫向聯動必要性的同時,必須明確涉案法院在輿論引導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防止對宣傳部門產生口徑“依賴癥”。

    完善上下級法院整體聯動機制。堅持“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原則的基礎上,要以信息化建設為依托,由中級法院建立輿情處置指揮中心,加強對轄區法院輿情應對工作的指導和協調,就地及時處置一般輿情,而對重大的涉案輿情,則啟動全市法院整體聯動機制,系統化應對。同時,為配合指揮系統建設,構建有效聯動機制,宜由中級法院統一采購或開發具備輿情預警、分析研判、預案生成、指令下達、輿情上報及績效評估等多重功能的計算機軟件,形成上下聯通、信息共享、垂直管理的涉案輿情信息共享平臺。

    (五)推行“判后釋疑”制度。“判后釋疑”是對法官釋明義務的必要補充和延伸,司法機關在其官網上建立一個“判后留言或諫言”通道。當事人、其他利害關系人或網友對于判決結果有質疑的,可以通過這一通道留言或諫言;對于那些判決結果和社會認同相差較大,不能得到社會肯定的案件,司法機關也可主動通過這一通道釋疑,回應社會的關切?s小網民與司法人員法律問題的差距,更好地理解事實與證據要求,減少網民的非理性情緒,減輕網絡輿情危機。通過這一通道,雙方的意見都被充分重視,實現了彼此被需要,共同推進了司法進步。2、釋疑人員既可以由法官負責,也可專門選定某一位釋疑法官,還可邀請律師、學者負責釋疑。

    (六)完善司法公開路徑。進一步明確公開標準。對于那些法律規定較為原則、不夠明確的,但現實中有必要公開的事項,建議從立法層面逐步明確,由最高院、高級法院統一規定;一些告知內容,如訴訟指南,在調研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制定統一的模板,作為公開訴訟指南的最低要求,并允許各下級法院在此基礎上根據本院的實際作一定的創新。構建司法信息集約化公開模式。目前我國司法公開平臺建設存在三種模式,即集中、局部集中和分散,導致信息重復上傳、平臺維護成本高、公眾無所適從等問題。首先應根據司法信息的類別區分公開模式。占用空間大、傳送速度受限的,如庭審直播等,應采用局部集中或分散公開模式,其他的均采用全國集中公開模式,對于全國集中公開的司法信息,不再重復上傳至本院網站或局部集中公開平臺,只需在本院網站添加相應的鏈接即可。最后隨著大量司法信息上傳至全國專項司法公開平臺,在本院網站上公開的信息量銳減,無需再建設和維護基層法院網站,省級高院擁有一個三級法院共享的平臺即可。要進一步建設和完善法院自己的網絡媒體,增強與人民群眾的溝通聯系。對于建設法院自己的網絡媒體,要舍得投入人力物力,搭建好與民眾溝通的信息之橋。此外只要可以對人民群眾公開的司法信息都應當及時向群眾公開,確保人民群眾的知情權,使人民群眾參與和了解司法審判的過程,讓網絡流言不攻自破,從而掌握網絡輿論宣傳陣地的主動權,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引導網絡輿情向積極的一面發展。善用新媒體,充分發揮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網絡已經極大改變了傳播的生態和人們的接受習慣。法院新聞宣傳必須善用新媒體,提高新媒體環境下的社會溝通能力;鶎臃ㄔ阂e極與人民法院報、法制日報、各地方日報等專業主流媒體建立長期固定溝通和聯系,積極搭建傳媒交流平臺,建立基層法院與傳媒定期交流制度,對提供新聞線索、處理沖突建立正常溝通渠道。制定傳媒采訪制度,引導、配合傳媒采訪、報道案件進展情況,努力搶占中央、省級大媒體宣傳空間,擴大新聞覆蓋面和影響力。當輿情出現時,法院立即與主流報紙、電臺、電視臺、新聞網站媒體合作,通過主流媒體發聲,著重從選題策劃和報道角度上有針對性地予以調整,利用其廣泛的覆蓋和影響力發布消息,澄清事實,做到司法宣傳手段與時俱進。團結傳媒,營造主動,設置以新聞發言人為主的輿論協調機構,定期發布信息,引導傳媒、公眾了解法院工作開展情況,增強司法透明度。當前基層法院要突出重視發揮法院官方微博的作用,占據自己的一席之地用于宣傳法院的工作成績和先進典型,構筑人民法院和法官的高尚形象,增加正面輿論效應。通過提供圖片、設置論壇、回復提問等網民易于接受的方式,把反映司法為民的各項內容生動地呈現在網民面前,引導網民參與互動討論,時刻把握網上輿論的主導權。

    結語

    網民從關注社會司法公正出發,追求所謂的事實真相,并網上、網下相互呼應,從而形成強大的民意合流,法官對網絡輿情既要“敏感”,又不能“太敏感”,既要積極應對,又不能聞網而動。網絡輿論應對,還要用網絡解決。由于網民對司法公正的痛感較強,燃點很低,習慣于“路見不平一聲吼”,用假名說真話,隨心發泄自己的不滿;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應對輿論,對承辦法官而言,不要低估網民追求真相的能力,沒有比說出真相更好的應對辦法。法官要應對負面輿論,需要學會如何與網絡溝通,學會如何說服網民,學會設置發布議程,學會培養自己的網絡意見領袖。要相信網民,要以坦誠、公開、公正、有法必依的心態與網民交流與溝通。雖然法官要獨立審判,但判決結果如果與民意有差距時便會產生“新聞”,讓法官成為輿論的焦點,并可能被推到“風口浪尖”。我們要認識到司法網絡輿情放下去千斤提起來四兩,若是放任回避,可能泛濫成災,若是處理得當,則很容易控制。在看到其負面作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其正面作用,并且通過加強涉法網絡輿情的管理工作,減少其對法院工作的負面作用,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地提升司法公信力,讓正義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

    注釋

   1、蒲紅果《說什么,怎么說―網絡輿論引導與輿情應對》新華出版社2014

   2、汪海燕、董林濤《機遇與挑戰:網絡輿情對我國司法的影響及應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4(05)

   3、劉明明、劉正全《網絡輿情對司法審判的影響探析》當代傳播2015(03)

    4、喻國明、李彪《2009年上半年中國輿情報告(上)—基于第三代網絡搜索技術的輿情研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5、韓曉虎、曹麗勇《網絡輿情模型研究》《科技資訊》2012年第3期

    6、程倩《網絡輿情模型構建與網民分析》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論文獨創性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的論文是我個人進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盡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別加以標注和致謝的地方外,論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經發表或撰寫的研究成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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