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自 2018年以來，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高壓態勢下，黑惡勢力遭到明顯打擊，各地治安狀況得到好轉。但盡管如此，黑惡勢力以各種形式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并沒有停止，給我國公民權益和社會秩序帶來巨大危害。所不同的是，為了逃避法律制裁，我國黑惡違法犯罪活動逐漸呈現出更隱蔽的特點。開展“掃黑除惡”斗爭具有充分的必要性。立足于這一現狀，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蛾P于開展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不僅延續了以往我國對黑惡勢力采取的“打早打小”政策，而且科學地確立了“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但在我國法治語境下，不能為了片面追求社會效果而脫逸于法治框架，亦是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當然要求。如何力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本文將對此展開探討。
關鍵詞：掃黑除惡 意義 必要性 完善舉措
一、當前黑惡勢力犯罪呈現出的新特征和新特點
（一）黑惡勢力向政治領域滲透，企圖操控、把持基層政權，踐踏民主法制，激化人民群眾與基層政權的矛盾。在部分農村、城市基層，一些黑惡勢力通過威脅、賄賂等手段，逼迫、引誘國家黨政機關干部及工作人員參加其組織的非法活動或者為其提供政治庇護和幫助，更有甚者利用組織的財力和勢力進行形象包裝，騙取政治資本，撈取政治光環，直接進入基層政權。[1]
（二）黑惡勢力向新行業、新領域擴張，追求非法利益最大化。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變化，黑惡勢力已從傳統的采砂、建筑等行業，轉向物流、交通，再到非法高利貸放貸平臺等領域。
（三）黑惡勢力向隱蔽化轉型，逃避打擊能力增強。1、黑惡勢力從明顯的暴力特征轉向“軟暴力”。早期的黑惡勢力，具有明顯暴力特征的殺人、傷害、搶劫、強奸等是其最基本的犯罪形式，但從近幾年盛行的校園貸、現金貸、等網絡貸款平臺引發的一系列追討債務的案例來看，有的是由黑惡勢力操控，進行“軟暴力”催債，如言語恐嚇、跟蹤騷擾等，他們對違約的借款人采用在學校鬧事、電話騷擾親友等方式給借款人施加精神壓力，迫使借款人還錢，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危害。2、黑惡勢力已經從幫派化向公司化、企業化等表象合法的形式轉變。3、黑惡勢力的組織頭目轉向“幕后”。一些黑老大和涉黑組織不再直接實施暴力犯罪，有的臨時雇傭社會閑散人員、流動人員作案。因此實踐中，一些黑惡勢力被抓獲后，往往以實施犯罪的并不是組織成員來否認組織機構的穩定性，進一步逃脫刑法的處罰。
新特點:
（一）[2]相比于以往的“打黑”斗爭，此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打擊范圍更大，首先是在名稱上，原來的名稱是“打黑除惡”，而此次更名為了“掃黑除惡”，一字之差，卻表明此次打黑有意突破以往“點對點”打擊的局限，轉而進入了全面懲治黑惡勢力的階段。較之此前四次“嚴打”專項斗爭來看，打擊對象主要針對的是頻發、多發犯罪或者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犯罪，而本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還將違法行為也納入嚴打范圍內，明確指出對構成犯罪的行為依據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嚴懲，對構成一般違法的行為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嚴懲。
（二）著眼于社會基層的多發矛盾，對輕微的違法犯罪行為加大打擊力度，以致力追求社會的全面和諧？梢，本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主要面向的是輕微的、但又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相關、為人民群眾所密切關注的違法犯罪行為。對這些行為實行嚴厲打擊，并且堅持懲防結合的原則，是理順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關系，“夯實黨的執政根基、鞏固執政基礎、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及時的舉措。
（三） 將打擊黑惡違法犯罪行為與打擊背后腐敗問題相結合，對黑惡勢力“關系網、保護傘”一查到底，并予以嚴懲。實踐中，黑惡勢力之所以能夠在某個地域內長期稱霸一方，跟“保護傘”的支持和縱容存在密切關系。黑惡勢力經常使用行賄送禮、請客吃飯的方式拉攏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于接受了黑惡勢力的好處或者出于自己政績的考慮，時常與黑惡勢力相互勾結，有的甚至扮演為黑惡勢力通風報信的角色，使黑惡勢力在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時更加肆無忌憚；谶@一現實，嚴厲懲處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繼續堅持“打早打小”政策，并且提出“標本兼治、源頭治理”的戰略方針。不論是從黑社會性質組織長期稱霸一方的時間特征，還是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殘忍程度來看，黑惡犯罪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都是普通刑事犯罪所不具備的，待其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刑法再介入，恐怕會造成難以控制的后果。從我國的實踐來看，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往往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甚至很多內部成員有違法犯罪的經歷，再犯可能性很大，法律的特殊預防機能在他們身上難以實現。從這個特征出發，我國對黑惡勢力確立“打早打小、打苗頭”的政策是合理的。但同時需要指出“打早打小、打苗頭”并不意味著對刑法的過度迷戀。要從根本上降低犯罪率，對黑惡勢力的問題上，就有必要擺脫過度依賴刑法的思維，而應由單一依賴刑法治理轉向標本兼治的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具體而言要徹底根除黑惡勢力給社會帶來的威脅，不僅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構建起常態化的群防群治社會治理的全新機制，而且需要深入考察黑惡勢力、黑社會性質組織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形成的原因，只有通過掃除這些不利因素，才能從根本上清除黑惡勢力產生的土壤。
二、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必要性
（一）黑惡勢力向政治領域滲透的方式多種多樣，千方百計拉攏腐蝕黨政干部為其保駕護航，對我國政權建設的侵蝕加大。黑惡勢力犯罪區別于其他有組織犯罪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黑惡勢力千方百計拉攏腐蝕黨政干部，從而將其作為 “靠山、保護傘”，逃避打擊、尋求保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發動的嚴打斗爭和專項斗爭，但是，一些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依然能夠持續存在達數年之久，原因就在于此。當前，黑惡勢力犯罪活動的一個顯著態勢依然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向政治領域滲透。千方百計向我國權力部門、行業主管部門滲透。黑惡勢力為了“更安全、更可靠”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往往不擇手段拉攏腐蝕個別黨政干部，尋求“體制保護”。鑒于此要明確把威脅政治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領域滲透的黑惡勢力作為打擊重點。同時黑惡勢力與腐敗問題相交織，少數國家工作人員甘做“保護傘”，謀求形成利益共同體，危害我國政權安全。當前個別國家工作人員理想信念喪失，為滿足個人私欲，甘與黑惡勢力結成利益共同體，形成復雜的經濟合作、政治聯合的利益捆綁關系。有的國家工作人員甚至以結交“黑道”上的朋友為榮，甘做黑惡勢力的后盾。恣意妄為，濫用司法權力為黑惡勢力保駕護航，嚴重影響了司法公信力。更有甚者個別國家工作人員蛻變為“黑老大”。為獲取更大的利益，個別國家工作人員不再滿足于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的角色，而是主動“扛大旗、拉隊伍”，披著合法外衣，行違法犯罪之事。[3]
（二）黑惡勢力處心積慮地謀取政治光環，妄圖參政議政。黑惡勢力在以非法手段完成原始積累后，為逃避打擊，或為了增強自身及開辦公司、企業的合法性，憑借雄厚經濟實力，打著發展地方經濟、慈善捐款等旗號，千方百計撈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通過戴上政治光環以遮蔽自己違法犯罪的案底。以攫取更大經濟利潤或者尋求非法庇護。另一方面，黑惡勢力通過撈取政治資本，妄圖參政議政。是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的嚴重挑戰，是對國家法律的嚴重挑戰，觸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底線，必須依法嚴懲。
（三）向農村滲透，插手農村基層政權。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新農村建設也在不斷推進，在土地征用、房屋拆遷、項目建設、土方工程、礦山采石等行業領域都存在較大的利潤空間，而我國基層政權建設不夠完善，農村管理和警務資源相對薄弱，黑惡勢力趁虛而入。黑惡勢力要么直接出面競選村官或者扶植控制村官充當代理人。要么通過以暴力手段毆打恐嚇村民，或者借助家族宗族勢力，乃至以賄選等手段插手基層選舉，爭當村官。在把持基層政權后，使用暴力手段對有異議的村民進行打擊報復，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組織發展保駕護航。同時大肆侵占農村集體財產，大肆侵占集體財產，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破壞農村治安穩定。
（四）犯罪手段具有隱蔽性，“軟暴力”犯罪突出，再生能力強，社會治理的壓力加大。當前，黑惡勢力犯罪組織直接參與實施具體犯罪行為的現象顯著降低，更多地隱藏在幕后，通過組織、指使他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依仗以前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樹立的“惡名”實現非法控制的現象增多，在犯罪手段上，采取“軟暴力”實施犯罪明顯增多。黑惡勢力多采取打而不傷、傷而不重等手段，或者有組織地采用滋擾、糾纏、聚眾造勢等“軟暴力”手段達到犯罪目的。[4]同時從近幾年鏟除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態看，黑惡勢力發展周期明顯縮短，往往長則兩三年，短則幾個月，即發展成型，比以往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周期明顯縮短。而且組織形式合法化，頭目幕后化，組織成員更新換代快特征明顯。以往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大多內部結構較為嚴密，一般有三級或三級以上的垂直權力結構，且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內部大多存在著一些亞文化規范，并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但目前一部分案例顯示，黑惡勢力為規避刑事打擊風險，組織形態明顯呈現出隱蔽性趨勢，即通過注冊公司、企業，以合法的包裝作為涉黑組織的幌子，利用合法身份進行掩護和“漂白”。組織者、領導者不是依靠所謂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幫規、組織紀律、活動規約或者依靠明顯的暴力手段，而是通過向組織成員發放工資、過節費，或者讓一些骨干成員參與經營活動分得紅利，以及利用公司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的層級關系來管理組織成員，控制組織成員為其效力。組織者、領導者和骨干成員不再直接參與違法犯罪活動，而是臨時組合調配不同社會閑散人員，或者雇傭人員參加違法犯罪活動，這些人員相互間并無密切聯系，有的受雇人員甚至連為誰受雇出場都不知道，在實施某起犯罪時，被糾集的人員一哄而上，作案后立即散去，造成組織結構松散的表象。
（五）涉足行業領域越來越廣，千方百計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沖擊加大，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從實踐看，黑惡勢力初期往往靠暴力起家，在一定地區和行業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后，會更多地實施非暴力犯罪，通過金融犯罪、組織賣淫、走私等方式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或者以形式上的合法經營為掩護，廣泛涉足房地產、礦產資源、交通運輸等高利潤行業，并以多種手段排擠、打擊競爭對手，獲得壟斷地位，走“以黑護商、以商養黑”的道路。當經濟實力達到一定程度后，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還會以公司、企業等合法外衣作掩護，通過合伙、入股、并購等方式將違法所得與其他單位、個人的合法財產相互混合，或者把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等手段將黑錢“洗白”，造成一種來源合法、手段正當的假象。更有甚者境內外相互勾連，跨境、跨國有組織犯罪情況突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一些有組織犯罪集團所實施的犯罪活動也越來越多呈現出跨境、跨國特征，從而呈現出全球性質。特別是世界各國刑事司法和執法能力不平衡，客觀上造成犯罪成本因犯罪組織地點不同而存在較大區別。為減少遭受打擊的可能性，一些有組織犯罪集團通常在犯罪風險、成本較低的區域設立據點，從而逐步坐大成勢。
三、當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是黨和國家根據我國社會治安的具體情況和實際斗爭的需要而制定的，它既體現了刑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也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并且與刑法的基本原則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是現代刑罰理念的應有之義。假如僅僅將“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作為一項應急性刑事政策，可能有刑事犯罪率反復上升的風險，因而呼吁“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政策應是一項應長期堅持的刑事政策？墒怯袑W者對該刑事政策提出質疑。
（一）與刑法的嚴厲性相比，刑罰的確定性與及時性更能有效實現犯罪預防。歷史上，一旦遇上治安狀況差的時期，重刑主義的慣性思維就會慫恿立法部門通過加重刑罰震懾犯罪，而最終這種“慫恿”或多或少也會體現在立法中。其實，重刑對遏制犯罪能夠發揮多大作用？是有疑問的。
（二）包括“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在內的“嚴打”，與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相違背。一個國家的犯罪形勢是不斷變化的，這要求刑事政策也不能一成不變，而必須隨之進行必要的調整。歷次“嚴打”斗爭都過分強調了“嚴”的一面，幾乎沒有將“寬”的一面有機結合起來，甚至有學者指出，將嚴懲政策的一面張揚到了一個極端。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在“寬”與“嚴”之間尋求良性的平衡，這種平衡才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本質。
（三）“黑社會性質組織”定義不明。我國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定義存在模糊之處，使司法機關難以科學把握它的內涵與外延，從而造成擴大化的問題。2002 年4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規定了四個特征以試圖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定義進行廓清。及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又未加改變地將該解釋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納入刑法典。但是，這依然沒有解決實踐中面臨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界定難題。從實踐中看，大部分黑社會性質組織要么內生于企業，要么以企業的面貌示人。通常而言企業有嚴密的規章制度、組織形式和經濟基礎，當企業為牟取利益游走在法律邊緣或者實施了犯罪，在“掃黑除惡”渲染的高壓環境下，企業管理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就有可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領導者或積極參與者，從而造成打擊泛化。使得黑社會性質組織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難以區分。司法實踐普遍認為，表征客觀危害性特征的“非法控制”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關鍵。但是“非法控制”到底是行為人的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司法部門的認識卻不統一。如果認為是主觀要件，行為人只要有非法控制的故意而不需要現實行為就可認定充足客觀危害性特征，那么司法部門可能反因為果，即通過行為人擁有非法控制的故意而定性為組織，進而釀成擴大化。[5]
四、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完善舉措
（一）強化組織領導，層層壓實責任。統一思想認識，提升政治站位，把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抓緊抓實。堅持高站位謀劃、高標準啟動，成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召開專題會議，制定工作方案，集中優勢警力，嚴格落實責任，全力排查線索，強力推進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深入開展。同時強化協作配合，建立案件研判會商機制，樹立“一盤棋”思想，公、檢、法、司各司其職、協作配合，提高辦案效率，確保案件質量，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起到了震懾黑惡犯罪的作用。與此同時強化打擊力度，聚焦涉黑涉惡案件線索，把脈定向，向社會毒瘤開刀、向黑惡勢力宣戰，把打擊鋒芒對準嚴重暴力犯罪和黑惡勢力犯罪,同時結合開展的普法活動，按照“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要求，設立舉報箱并向社會公布涉黑涉惡舉報電話號碼。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充分利用網站、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宣傳平臺，積極宣傳掃黑除惡典型案件、打擊成果，讓廣大人民群眾知情參戰，營造濃厚的掃黑除惡氛圍。
（二）[6]堅持刑法謙抑原則。刑法是保障法，是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可以適當強調從重從快，但依然要堅持刑法謙抑性原理。對于不具備較大社會危害性以及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調整的行為，不能依據從嚴打擊的思路，強行使刑法介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將打擊的鋒芒瞄準了基層政權和“村霸、鄉霸”的違法犯罪行為，對確實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應當進行嚴懲，但是這并不代表司法部門可以忽視農村社會的特殊性以及農村矛盾的復雜性。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要重視農村是個熟人社會現實，在給某一行為定性時，應充分考慮司法介入給農村社會造成的創傷，以及村民關系可否恢復的問題，理性看待法律在調節農村矛盾時所能發揮的作用，對于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村霸、鄉霸”行為，如果能夠憑借農村內部發展出的調整規則進行抗制，就沒有必要、也不應將其歸入“掃黑除惡”的嚴打范圍。
（三）完善“四項機制”，重點案件分包制。即定人、定案、定時間、定質量；一包到底，確保刑事案件審判質量；對重大、敏感、社會影響較大的涉黑涉惡案件，提前介入、提前預案，如遇重大案情，及時請示匯報。建立日常管理登記制和建立工作臺賬。對黑社會性質犯罪案件、惡勢力犯罪集團案件及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線索情況，建立臺賬，造冊登記，由信息聯絡員專人負責，及時匯總、上報。案件信息保密制。嚴肅審判紀律，嚴格隊伍管理，嚴禁泄漏掃黑除惡相關信息和審判秘密，一經發現，嚴肅處理，追究相關人員責任，確保專項斗爭工作順利進行。并實行信息報道反饋制。實行信息一周兩報道制度，信息聯絡員隨時將工作進展及時編寫專項斗爭？蠄，做到及時、準確、不漏報、不遲報。
（四）正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本質，堅守罪刑法定的底線。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認定某行為構成犯罪，必須以具備刑法的明文規定為前提。對于具有較大社會危害性，但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犯罪。在入罪的問題上，應當堅持構成要件的形式主義，對不滿足構成要件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犯罪。主動投案自首的，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逾期拒不投案自首的，堅決緝拿歸案；繼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依法從嚴從重堅決打擊。不僅要對特定違法犯罪行為作出嚴懲，同時也強調對符合自首條件的違法犯罪分子依法予以寬緩處理。這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意蘊。“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也必須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五）[7]準確界定首要分子、一般主犯和參與者的刑事責任范圍。我國刑法規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對于第3款以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刑法規定的主犯包括兩類：一是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的首要分子；另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聚眾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按照其組織、指揮的全部罪行處罰；犯罪集團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以外的主犯、聚眾共同犯罪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按照其所參與的犯罪處罰。我國刑法是按照一般主犯、聚眾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依次遞增的順序來加重法定刑的。在司法實踐中 要準確認定是惡勢力，還是惡勢力犯罪集團，對于惡勢力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以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對于犯罪集團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所有的首要分子在客觀行為上都表現為“組織指揮”作用，均相當于主犯，對其只能根據犯罪情節輕重決定應處的刑罰，而不應當再將若干首要分子劃分為主犯、從犯。對于全程參與者，以其參與的所有犯罪認定從犯。對于個別事實、個別環節參與者，如果是起主要作用的實行犯，以其參與的犯罪認定為主犯，如果起幫助、次要作用，以其參與的犯罪認定為從犯。
（六）[8]依法懲處惡勢力利用“軟暴力”實施的犯罪。有組織地采用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手段擾亂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產生心理恐懼或者形成心理強制，分別屬于刑法規定的“恐嚇、威脅”，同時符合其他犯罪構成條件的應分別以尋釁滋事罪、強迫交易罪定罪處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強行索取公私財物，有組織地采用滋擾、糾纏、哄鬧、聚眾造勢等手段擾亂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同時符合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構成條件的，應當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同時由多人實施或者以統一著裝、顯露紋身、特殊標識以及其他明示或者暗示方式，足以使對方感知相關行為的有組織性的，應當依法按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雇傭、指使他人有組織地采用上述手段強迫交易、敲詐勒索構成強迫交易罪、敲詐勒索罪的，對雇傭者、指使者，一般應當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論處。為強索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雇傭、指使他人有組織地采用上述手段尋釁滋事，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對雇傭者、指使者，一般應當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論處。
（七）降低入罪門檻、提升量刑幅度，加大對違法所得、涉案財產的追繳、沒收和財產刑適用的力度。[9]堅持掃黑除惡與打財斷血同頻共振，做到除惡務盡。對涉黑涉惡案件要提前介入，引導公安機關全面收集證明涉案財產來源、權屬等方面證據。庭審中將涉案財產調查作為法庭調查的一項內容，著重審查涉案財物的來源、性質、用途、權屬等，以區分合法財產和非法所得，綜合運用罰沒、追繳等財產刑，切實切斷黑惡勢力犯罪經濟支撐。對生效的黑惡犯罪案件涉財產刑的及時移交執行，并加快執行，切實摧毀黑惡勢力犯罪的經濟基礎,決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要嚴格落實“一案三查”，以深挖徹查、除惡務盡為目標，依法懲處涉黑涉惡案件背后的腐敗問題和“保護傘”“關系網”，始終保持對黑惡勢力的高壓態勢。要嚴格依法辦案，不人為拔高，不降格處理，確保審理的每一起案件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八）完善相關立法，適時出臺政策，摧毀黑惡勢力的生存依托空間。堅持源頭治理，要在審理涉黑涉惡犯罪案件過程中，注意案件背后的瀆職腐敗和“保護傘”問題，對黑惡勢力“關系網”、“保護傘”一律一查到底、絕不姑息。充分發揮鄉鎮法庭職能，依靠鄉鎮法庭貼近農村、了解鄉村風土人情的優勢，積極挖掘農村涉黑涉惡線索并及時移送。刀刃向內，認真開展法院隊伍內部的自查自糾，對工作人員充當黑惡勢力“關系網”“保護傘”線索及時移送有關部門處理。并將掃黑除惡與糾正“四風”、“打虎拍蠅”等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堅持科學施策、持續發力，綜合分配使用打擊力量。對涉黑涉惡問題突出的重點行業、重點領域，要及時出臺政策，完善立法，規范行業的有序良性發展。針對黑惡勢力更加隱蔽化，逃避打擊能力增強的特點，不要被表象蒙蔽，科學把握“打早打小”與刑法適用的關系。打早打小、露頭就打，是掃黑除惡工作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提升掃黑除惡工作主動性和預見性的要求，避免黑惡勢力坐大成勢，確保將黑惡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在辦案過程中，對于有些黑惡勢力實施的“軟暴力”等尚不構成犯罪的涉黑涉惡違法活動，要善用治安、行政等手段依法處理；構成犯罪的應依法定罪量刑。要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及其“保護傘”要依法從嚴懲處，對犯罪情節較輕的其他參加人員要依法從輕、減輕處罰，以保證打擊重點，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結語
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提出、親自發動、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重大決策部署。政法干警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部署上來。按照中央的統一要求，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打出聲威，打出實效，向社會毒瘤開刀、向黑惡勢力宣戰，出重拳、下重手，讓社會正氣充盈，讓公平正義彰顯，形成掃黑除惡的強大氣勢和攻勢，把黑惡勢力的囂張氣焰徹底打下去，以“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堅定決心和堅強意志，積極主動投入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堅決打贏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這場為期三年的攻堅戰。
注釋：
1、趙秉志《刑法新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2、高銘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3、趙秉志、張偉珂《中國懲治有組織犯罪的立法演進及其前瞻》學海2012(1)
4、楊維漢、劉奕湛《從“打”黑除惡到“掃”黑除惡一字之變有何深意》中國經濟周刊 2018
5、徐偉《打黑與反腐為何要同步推進》法制日報,2010
6、賈宇《從“嚴打”到“寬嚴相濟”》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 2008(2)
7、任文岱《中國掃黑除惡歷史回顧》民主與法制時報 2018
8、齊文遠、周祥《“嚴打”方針的刑法學思考》法學論壇 2001(5)、王宏玉、李明琪《對“嚴打”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
9、王利榮《檢視“打黑”對策》法制與社會發展,2014(3)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論文獨創性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的論文是我個人進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盡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別加以標注和致謝的地方外，論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經發表或撰寫的研究成果，特此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