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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少年審判制度的建設與落實
——-以MC縣法院少年刑事審判遇到的普遍性問題為視角
來源:中國法治 作者:劉黎明  日期:2019/6/24 字體: [大][中][小]

    論文摘要:人民法院的少年刑事審判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幼稚到成長,直至今天。其中經歷了創設時的艱難,進行過前進中的探索,但少年犯罪問題依然日益嚴峻,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了世界公害之一。少年正處于發育與成長階段,其心理不成熟,思想可塑性強。若是教育處罰得當,就能有效地感化和挽救他們,否則其扭曲的心理得不到矯正和治療,很可能會在他們的心靈上留下向社會復仇的隱患,其犯罪潛能由于年輕而持續時間較長,給社會治安的穩定造成嚴重威脅。為了預防、控制和減少少年犯罪,我國一直在探索建立具有本國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雖然我國的少年司法工作起步較晚,盡管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注意了少年的司法保護,但目前體制仍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立法滯后、管理上不利于少年審判工作的發展、少年審判隊伍不穩定、與公安、檢察機關的配合不協調、少年審判的范圍過窄等亟待完善。為此從審判實際出發,對我國少年審判的法律適用和機構設置方面作些探討,以便更好的為審判實踐服務,更好地開展少年司法審判工作。

    關鍵詞:少年司法制度 刑事審判  問題  完善建議
   
    本論文共計11094字

    主要創新觀點:筆者根據MC縣法院刑事審判的實際情況,結合刑事審判中的實踐經驗,對部分偶犯或初犯、罪行較輕的少年犯罪刑事案件中實行審教結合的審判方式。審教結合的審判方式的探究,旨在對那些對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的、主觀惡性不深的少年犯罪被告人,依照教育、挽救、感化方針,懲罰和教育相結合,并將少年刑事審判工作中的庭前社會、家庭背景調查,庭審中的教育,判后回訪、考察、幫教等措施合理運用。使其真正從內心深處認識到由于自己的犯罪行為給家庭和社會所帶來的危害,從而達到更加有效地改造少年罪犯,防止重新犯罪,使法院的審判工作更好地參與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當中去的目的。

    一、當前少年審判工作開展的現狀

    以筆者所在MC縣法院為例,刑事審判庭只有3名員額法官,承擔著繁重的刑事審判工作。若專門設立少年刑事審判庭,無法抽調出專門人員,而且審理少年犯罪案件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案件,它有個向前延伸進行社會調查,向后延伸跟蹤回訪、考察幫教的過程,比起一般的刑事工作無疑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在辦案經費上,少年刑事審判庭無論審理案件還是延伸幫教工作都需要投入較大的訴訟成本,在有限的訴訟資源情況下,法院需投入較大的成本來設立少年刑事審判庭到底應不應該。尚需探究。因此,筆者所在MC縣法院在克服了種種困難的情況下采用刑事審判庭的原班人馬設立少年刑事審判庭。硬件很快配備起來,但所有少年審判制度,如何運作是空白的,沒有先前的經驗可以借鑒,必須一切從頭開始,吸取別人的經驗。但任何一個事物都必須符合現實情況,筆者所在MC縣法院是縣級基層法院,面對的少年被告人大多來自農村、城鎮,有著與城市里不同的背景,需要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來制訂符合自身的少年審判制度。在辦案中,筆者所在MC縣法院始終把查清導致少年犯罪的具體原因置于與查清事實、核實證據同等重要的地位。對少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對少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前后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把這一社會調查材料作為少年刑事審判案件特有的訴訟文書歸入審判卷案內。積極與檢察機關及辯護人協商,會同把這項工作承擔起來。實踐證明,這一做法是審理少年刑事案件的重要一環,也為日后矯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制定了一些行為規范,較為實用。 另外在注重少年犯罪刑事裁判文書的制作質量的同時,要求判決書力求反映少年刑事審判的特點,增加透明度,增強說理性,把對少年被告人的教育延續到判決書中。增寫關于社會調查材料和開庭審理時查明的少年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觀原因,客觀敘述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事實和證據的觀點,并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闡明犯罪構成的要件,充分體現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注重對少年犯罪被告人犯罪原因的分析,幫助少年被告人回歸社會,使少年犯罪被告人心悅誠服。

    二、積極開展少年審判的意義

    (一)少年犯罪形勢明顯好轉。通過對2012至2017年,MC縣少年犯罪案件數量和涉案人數兩項指標對比,少年緩刑犯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零紀錄。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案件數

133

155

148

165

158

144

重新犯罪少年人 

0

0

0

0

0

0

(圖表一)

    (二)法官進校園講授法制課深受歡迎。法官走進校園的效應讓學校大受裨益,中小學校競相邀請少審法官到學校授課并呈逐漸上升趨勢,3名刑事法官全部受中小學校聘請成為法制副校長或法制宣傳員、聯絡員、輔導員。

    (三)青少年法律意識明顯提高。通過實施“法制教育基地、法制進社區、關注留守兒童”等多種形式開展的法律宣傳、教育活動,增強了青少年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使他們認識到違法犯罪的危害性,從而自覺遠離犯罪。MC縣青少年違法犯罪率呈逐年下降趨勢。

    (四)對少年犯罪人員幫教取得明顯效果。MC縣法院審理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當庭認罪率、悔罪率達到95%以上,輕罪非監禁刑適用率達到90%;經MC縣法院緩刑幫教的少年犯罪人員,已有3人升入了高等學府深造,進入企業就業的203人;經緩刑幫教,少年犯罪人員認識到錯誤,找到了人生方向,父母意識到了家庭教育的欠缺,消除了與子女的隔閡,既維護了家庭幸福,也促進了社會和諧。

    三、積極開展少年審判工作的必要性

    (一)形勢所需。筆者將通過對比2012年至2017年少年法庭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關數據的方法進行說明。

    各年少年犯罪案件數和人數情況如下:

年 份

件數(件)

總犯罪

 

 

涉少年犯罪案   

人 數

(人)

少年犯罪案件占總案件比     

占總犯罪人數比例

2012

133

159

16

18

12%

11.3%

2013

155

184

24

28

15.5%

15.2%

2014

148

179

23

29

15.5%

16.2%

2015

165

192

25

28

15.2%

14.6%

2016

158

179

24

31

15.2%

17.3%

2017

144

219

28

28

19.4%

12.8%

(圖表二)

    從這六年以來的少年犯罪案件數和人數來看,犯罪案件數量相對保持平穩,反映了MC縣的少年犯罪的預防工作取得一定實效。從政策上看,國家對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高度重視。立法機關先后頒布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少年法庭通過對少年犯罪案件的審理,積極參與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綜合防治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因此,少年法庭在犯罪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上所體現的價值和作用,少年被告人認罪悔罪的多,服判不上訴的多;抗拒改造的少,重新犯罪的少,是其他工作所不可比擬或替代的。少年法庭以其實際行動和工作成果實現了其存在的價值和作用。

    (二) 是堅持以審判為中心適度延伸的司法理念的需要。少年審判首要任務就是審理好少年犯罪案件,它所教育的對象是犯了罪的少年人,它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寓教于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訴訟中法庭上。根據少年被告人的心理特點,庭審應當堅持寓教于審,懲教結合的方式,其中法庭教育是寓教于審的重要環節。法庭教育為二個階段,一個是在法庭辯論結束,被告人陳述之前,一個是在宣判時。而在長期的審判工作中,對法庭教育作靈活的調整,一般都放在庭審過程中,而很少放在宣判時。在庭審前要找到法庭教育的重點和法庭教育的感化點,這樣才能有針對性的做好法庭教育。在法庭調查時,會相應性的問被告人一些家庭和個人情況,了解其心理狀態,在法庭辯論結束,被告人陳述之前,審判長根據每個案件的不同情況,依次讓公訴人和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合議庭從不同方面進行法庭教育。針對每個個案對不同的被告人進行不同的教育。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進行綜合教育,讓少年被告人從內心處真正悔過,態度應是溫和而有力的。這樣有針對性的法庭教育才能真正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是堅持少年犯罪從輕量刑理念的需要。對可判可不判的,堅持以不判為主;對可輕可重的,堅持以輕為主;對可關押可不關押的,堅持以不關押為主。

    (四)是堅持對少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合法權益保護并重的需要。對于附帶民事訴訟的少年被告人,加強庭前對于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調解,有利于化解仇恨或矛盾,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實現,被害人若能諒解少年被告人,對少年被告人的刑事判決部分也可適當從輕。有利的保護了被害人的權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四、當前少年審判工作面臨的困難和存在的問題

    (一)相關制度不健全,妥需完善。法庭教育程序、圓桌審判制度、心理輔導制度等這些在少年司法實踐中已較為成熟的作法在專章中并沒有規定,在現實的審判實踐中這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以完善。同時沒有獨立的少年審判實體法,少年刑法制度不明確、過于簡單。適用的是與成年人犯罪相同的刑法,在對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時,從輕減輕的幅度沒有具體的規定,自由裁量權過大,即使是同一地區不同的基層法院量刑時把握的幅度亦有很大差異。因為這些法律依據的欠缺,阻礙了少年審判工作的深入發展。從審判制度的角度來看,立法規定散見于人民法院組織法、刑法等部門法中,具有“依附性”,且未對少年審判制度作出全面而明確的法律規定。在刑事訴訟程序方面,刑事訴訟法沒有特別規定,只有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的司法性文件,沒有相關的法律予以規范。已嚴重影響和束縛了少年審判工作的生存與發展。

    (二) 各地少年審判工作發展不平衡,亟待規范。由于少年審判的法律依據不足,各地開展的少年司法改革和探索,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論與立法支撐,缺乏統一指導,顯得熱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沒有認識到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認為法官只需要依法對犯罪未成年人作出判決即可,不需要專門的機構和人員,也無需進行教育、幫教和矯治工作。更有的法官認為,法院是中立的審判機關,其職能是審判,而庭前調查、判后幫教工作是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和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履行的職能,法院不應該模糊各機關之間的職能界限,越俎代庖。而且現在法院面臨巨大的審判壓力,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再去做庭前調查以及幫教工作。加之少年審判機構的多元化,直接造成法院對涉少年犯罪案件訴訟權利保護和教育、挽救工作的參差不齊,量刑不平衡,從而影響到審判的社會效果。而少年審判隊伍的不專業、不穩定以及審判管理的不科學,少年審判隊伍缺乏常規的專業培訓,缺少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等其他社會知識的培訓,導致少年法官在幫教過程中,往往力不從心。還要承擔大量的“兩個延伸”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這些工作占用了少年法官大量的工作時間。加之現行考評機制欠缺科學性導致法官不愿意長期從事少年審判工作。

    (三)虛報年齡和身份不明現象較嚴重。虛報年齡的群體大都是外地經濟較為落后地區來京務工的農民子女。虛報年齡的多為小報大,大多是想讓孩子早日結婚,盡早出來打工等。而身份不明主要是戶籍地或者姓名不確定,外來未成年人的虛報年齡現象和戶籍、姓名不明給司法機關查證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年齡帶來許多困難,筆者所在MC縣法院在2017年涉少年刑事案件庭審遇到17件此類情況,不僅利于及時保障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也易導致偵查、審理期限的拖延。同時基于經濟條件和文化水平所限, 造成監護人責任的缺失。親屬遠在外地不能很好的履行監護責任。其法定代理人所享有的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申請回避、辯護以及提供少年犯罪嫌疑人成長資料、參加調解等權利都不能很好的行使。在筆者查閱的100名少年犯的樣本中,盡管法院采取了各種必要的方式通知其監護人到庭,但是仍有23%的少年犯的監護人由于各種理由不能到庭。因為監護人責任缺失也造成少年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困難。與本地籍少年犯罪嫌疑人相比,外來少年犯罪嫌疑人取保比例偏低。筆者選取的樣本顯示,外來少年犯罪嫌疑人中取保比率不足 10%,而本地籍的少年犯罪嫌疑人中取保比率達到78%。差距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外來少年犯罪嫌疑人通常缺乏必要的經濟來源和積極負責的家屬,提供不了保證人或者保證金。這導致了有許多少年犯判處非監禁刑的比率下降,即便能夠被判處非監禁刑,但是審前羈押時就已經受到了羈押場所不良文化的影響,大大影響該類未成年犯的幫教歸復效果,對于被判處非監禁刑的外來少年在判刑后再次回歸社會時,往往缺乏具體負責接收、安置的機構。無法得到系統可靠的救助,這直接導致重新犯罪率偏高。與此同時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規定。實踐中, 絕大多數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是非在校生,亦無工作單位,那么“居住地的基層組織”等包括哪些組織?法律沒有明確。對到場的合適成年人的權利義務并沒有明確規定。合適成年人的資質和條件沒有明確規定。

    (四)社會調查制度落實不理想。調查內容相對簡單,監管措施不詳細。不管未成年人所犯罪行輕重,之前表現如何,絕大部分評價是好,建議適用非監禁刑,導致法官難以作出準確判斷。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有規定。但沒有規定具體什么情況下才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可以進行社會調查也可以不進行,F在基層法院普遍的做法是對所有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進行社會調查,但具體的調查程序、內容等并不規范。實際上社會調查的主體范圍過廣,同一地區不同基層法院的做法也不統一,調查的具體方式、內容、形式各異,有的是詢問筆錄式,有的是表格加蓋公章式,有的是形成調查報告形式。進行社會調查的人員年齡、文化、閱歷、思想素質、調查能力、方法等參差不齊,造成社會調查的的質量高低不一。實際執行過程中會面臨諸多問題。

    (五)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落實進度不一。目前刑訴法規定了未成年人輕罪記錄封存制度。但對犯罪記錄封存的內容、程序和執行主體,并沒有明確規定。犯罪記錄被封存后,再次犯罪的,社會調查報告中是否還應寫入前科的相關情況。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如何在判決書中反映。需要出臺文件,共同落實。

    (六)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心理扶助及其他社會幫助工作還有待于加強。由于少年被告人家庭困難等原因,被害人的經濟損失無法得到賠償或者受害人身心受到嚴重摧殘,需要政府部門出臺相關聯動措施,進行救助和撫慰,以鞏固庭審效果,避免涉訴少年失愛、失教和失學。

    (七)缺乏配合。少年審判輔助體系主體仍存在缺位與失職現象。很多地方的預防少年犯罪權益保護委員會的領導小組設在共青團,而政府未成立相應組織機構,未很好履行政府職能。有些指定辯護人對于被指定的案件不盡心盡力,只是走過場;有些學校和勞動部門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對少年法庭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意見措施不予配合;而法院自身無法協調等原因而難以很好實行。另外由于缺乏公安、檢察、司法等環節的配合,少年審判輔助體系難以真正建立。導致“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無法落地。

    五、完善“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少年審判制度的建議

    (一)積極推動立法,建立獨立的少年司法程序制度.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在現有相關規范性文件的基礎上,研究制定統一的關于辦理少年犯罪案件司法程序方面的規定,實現相關法律規范的整合和協調,并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把涉及未成年人部分專章分列出來,針對其身心特點,對包括偵查、檢察、審判等一系列案件訴訟程序作出特別規定。并結合少年審判工作實際,積極提出完善刑罰體系、刑罰制度的可行性建議, 現階段,應對司法實踐中社會效果較好的做法,如監管令、社會服務令、暫緩判決等,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完善,盡快通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將其上升為法律,以解決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面。通過不斷完善立法,逐步形成獨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同時積極推動建立少年保護處分制度。建議引進由司法機關嚴格按照程序性規則適用的少年保護處分制度,降低處罰、制裁性質。施行多種形式的非監禁化保護處分措施的做法:如實行社會服務令以及訓誡、教育上跟進和命令履行某些義務措施等,通過立法增加非監禁化措施,推動我國少年保護處分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二)更新司法理念,全面強化對少年權益的司法保護,F代少年司法制度在司法理念等諸多方面與成年人司法制度存在著根本區別。筆者主張少年宜教不宜罰,把教育作為主要的司法權能,寓教于審、懲教結合。在辦理少年刑事案件時,應把對失足少年的教育問題作為核心,根據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審判的各個環節,加強對少年被告人的教育,努力以非懲罰性手段挽救失足少年,促其認罪服法,接受教育,重新做人。但該原則并非排除刑罰,依法應當處罰的,仍應以教育、感化、挽救為目的依法給予懲罰,包括刑罰制裁。并考慮犯罪少年的人身危險性因素,使刑罰的輕重與犯罪少年的人身危險性相適當。少年刑罰行刑個別化應貫徹區別對待政策,實施不同于成年犯的改造措施,多判緩刑,實施替刑制度,放在專門的少年管教所執行,執行中以培訓職業技術為主,確保犯罪少年刑滿釋放出獄后自力更生。同時盡最大限度不判刑。優先考慮適用有利于少年犯改造的刑罰,定罪量刑應盡量輕緩化、非監禁化。

    (三)加強協作配合,要把少年審判工作納入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來,提高少年司法保護的水平。對少年犯罪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應當立足于建立一整套以司法機關為核心、各司法機關之間聯動、配合的工作機制,以確保對作為社會特殊群體的少年的全面保護?梢蕴剿鹘⑺痉撓瘯h制度,通過法、檢、公、司等部門的溝通、協調和集中商議,加強對少犯罪的形勢分析和對策研究,制定相應的司法保護措施并強化落實。 可以借鑒外國經驗,根據案件數量、區域范圍等因素設立少年審判機構。目前我國一些城市創設少年法院的基礎環境已經成熟。在鞏固和發展多種形式的少年審判組織機構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少年審判指定管轄制度。人民法院應當對少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實行指定管轄集中審理制度,將涉少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轄改由上級法院指定某一法院審理。將分散審理的少年犯罪案件集中分配給一個法院審理,向專門少年法院的建立邁出探索步伐,可在省會、直轄市以及較大城市設立相當于基層法院級別的少年法院;在一般的地級市的基層法院設獨立建制的少年綜合審判庭;在偏遠地區的基層法院設少年合議庭或由指定獨任審判員審理少年犯罪案件。二審法院為一審法院所在地區的中級法院。所以研究少年審判改革,要將推廣指定管轄集中審理制度列入重要內容,同步考慮。與指定管轄集中審理制度相配套,對少年與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起訴的案件、對成年人侵犯未成年被害人刑事案件全部納入接受指定管轄法院的少年審判庭受案范圍,統一審判,統一管理。 在人民法院實行指定管轄集中審理制度時,各建立由一家基層檢察院和基層法院對應的指定管轄集中起訴集中審理制度。共同聯手推廣實施指定管轄制度,將便于各地合力開展以社會調查為主線的法庭教育、系列幫教和犯罪預防工作,將“政法辦案一條龍”和“社會支持一條龍”機制向縱深延伸。同時吸納專業人士參與審判,適當拓寬少年審判機構的職能范圍,可考慮在少年審判機構下設類似審判輔助組的機構,由調查員和心理輔導師等審判輔助人員組成,分別負責社會調查、跟蹤幫教和心理輔導工作,為法官的審判工作出具專業意見和提供專業輔導,將法官從繁瑣的輔助性工作中解脫出來。亦可社會調查和跟蹤幫教工作由政府設立的專門機構負責,法院專司審判。少年審判機構的受案范圍從單一的刑事案件向綜合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過渡。

    (四)嚴格簡易程序的適用。在審判中不能一味地為提高庭審效率,節約訴訟成本,擴大適用簡易程序的范圍,或者將普通程序簡化審。對少年犯罪嫌疑人適用簡易程序時,應當詳細告知其簡易程序的含義及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律后果,還應征求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的意見。從而從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少年被告人辯護權的實現。

    (五)注重運用恢復性司法模式。為確保少年刑事案件的定罪準確、量刑適當,應當通過設立專門的社會調查機構或者社會調查員等形式,在判決前對少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成長經歷、教育程度等背景情況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社會調查,并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少年法庭應對調查報告進行質證和審查。必要時法院也可自行調查。并將其具體納入到證據規則中去,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證據處理。 為確保社會調查制度要規范運行,社會調查的主體應明確,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應當具有中立性,不應有先入為主之見或傾向性,社會調查不能成為求證過程而是科學性保障,社會調查的主體必須具備相關知識,特別是少年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同時應當具備豐富的社會知識與生活閱歷;必須能夠將具體實施社會調查的人員納入有效的常規管理機制,確保調查的有序性、規范性和有效性。對調查員應有相應的資質要求并加以培訓。同時明確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和法律屬性。實踐中社會調查報告不作為證據使用,但是會作為法院量刑的一個參考。因此社會調查制度應屬未成年人刑罰裁量制度的內容,同時它還可作為庭審教育、社區矯正、對未成年采取強制措施時的參考。所以社會調查的程序、方式、調查報告的形式、內容等應規范。社會調查要在法院開庭審理前完成,并由調查員簽名,提交法庭。庭審中對社會調查報告聽取各方的意見。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應反映在判決書中。與此同時正確理解和適用合適成年人制度。為了保障涉訴少年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如果其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是共犯的情況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盡量由涉訴少年從“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蛘呶闯赡耆吮Wo組織的代表”等中選擇一人擔任合適成年人。如果涉訴的未成年人所選擇的合適成年人不便或者不能到場的,可由司法機關確定合適的人員。并應當規范合適成年人的權利義務。在公安機關的偵查、人民檢察院的審查起訴階段參與訊問,作為合適成年人參與法院的庭審,進行社會調查等工作。并且要將少年犯罪案件與成年人案件在程序上分離,對少年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時,將少年人與成年人分開關押看管;在處理少年與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時,要分案處理,分別適用不同的訴訟程序,設立專門的辦案機構和人員辦理少年人犯罪案件。完善法定代理人到庭制度消除少年被告人的緊張無援心理,充分維護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法庭審理階段應保障法定代理人的參與訴訟權,正確引導并發揮法定監護人在訴訟中的教育作用,盡量避免和減少司法程序對少年被告人造成的心理影響。同時裁判文書要體現人文關懷。未成年人案件裁判文書的寫作應區別于成年人案件的裁判文書,凸顯對未成年人的人文關懷。應當針對未成年人的心理特點,采取易于為未成年人理解和接受的用語,深入淺出地解釋法律法規,有針對性地對未成年人進行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深刻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和對社會的危害性,從而對自己的行為產生悔意,自覺認罪伏法。要明確指出未成年人今后的改造方向,幫助未成年被告人改過自新,將法庭教育的內容和對未成年人的期望以“法官寄語”的形式,作為附錄寫進裁判文書。還要綜合考慮被害人的利益,促進調解在少年刑事審判中的運用。應在保護少年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對被害人因素給予充分關注,改變目前忽略被害人參與的現狀,構建少年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恢復通道,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多種悔罪途徑。擴大對未成年被告人判處非監禁刑的適用范圍。

    (六)取消對前科報告制度。前科報告制度目的是為了保證從事特定職業、行業的人員的純潔性,但必然會給曾經犯罪的少年造成某些權益的喪失、資格的限制和名譽的損害,在一定程度上,其延緩犯罪者回歸社會進程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而少年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因一時過錯而誤入歧途,對其處罰的目的是重在教育而非懲罰,應該讓其盡快的回歸社會。因此對于取消前科制度是人性的,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少年犯罪嫌疑人重新步入社會時的內心陰影,促進其改造及鞏固教育改造的成果,真正減少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因此在當前情況下,結合我國實際,可對前科消滅制度作如下設計, 對于被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免除刑罰的,其前科自然永久消滅。刑罰執行期間以及刑罰執行完畢后,均不構成前科。對于處刑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少年犯,刑罰執行完畢后1年內不再故意犯罪的,其前科自然永久消滅。處刑在5年以上的少年犯罪嫌疑人,前科不在消滅。

    (七)做好追蹤幫教工作。對于判處管制、拘役宣告緩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等少年罪犯,在緩刑考察期間,少年法庭可以協助公安機關同其所在學校、街道、村民委員會、監護人等制定幫教措施,指定考察人員對其進行幫教,實行專人回訪考察,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教育,并幫助其解決就學和就業的困難。為每個少年罪犯建立考察追蹤檔案,以便于各有關部門相互銜接,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同時推行“監管令”和“社會服務令”制度,對免予刑事處分、暫緩判決和單處罰金的未成年被告人可向其或其法定代理人、其他監護人發出“監管令”,要求未成年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內必須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規定。對于暫緩判決、免刑、緩刑的未成年被告人,責令其在指定場所,完成一定期限的無償社會服務勞動,通過有意義的勞動樹立其自信心,引導未成年罪犯遠離犯罪。同時積極探索社區矯正體系,把“監管令、社會服務令”和社區矯正體系結合起來,盡可能讓符合社區矯正適用范圍的少年罪犯在社區服務中得到改造。

    (八)要加大社會宣傳力度。人民法院通過少年審判工作,預防和挽救少年犯罪,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為此,全社會都必須本著對國家和民族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不斷增強對少年審判工作的輔助支持,早日形成對加強少年審判制度建設的共識,從而全面提高我國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水平。作為法院本身,要通過加強對少年審判工作規律和特點的宣傳,總結成功經驗,推廣先進做法,大力宣傳少年審判中秉公執法、剛正不阿、清正廉潔、富有愛心和神圣責任感的優秀法官,展現少年審判特有的魅力與風采;要積極與新聞媒體合作,加強對法院運用司法手段維護少年合法權益的報道力度,努力促使少年利益優先、少年利益最大化等少年司法理念深入人心。

    結語

    少年審判制度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法院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把認識統一到全面推進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提高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水平上來,根據未成年人的特點和心理特點,堅持法律規定的原則,正確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并采取相應預防保障措施凈化社會環境,進一步增強做好少年審判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保障。

    注釋

    1、張宇、張強《從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看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上海公安高等?茖W校學報,2013年8月第23卷

    2、王曉松、劉立杰《新刑訴法未成年人案件特別程序難點問題預判及應對》2013年4月1日

    3、李世聰《論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不足》政法學刊,2002年

    4、曾康《我國未成年人案件庭前社會調查制度的不足與完善》《青少年犯罪問題》2013年第3期

    5、姚建龍《權利的細微關懷―合適成年人參與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的移植與本土》北京大學出版2010版

    6、施琦、康樹華《再論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及其對我國的啟示》《青少年犯罪問題》2013年第3期

    7、葉青、王超《創立少年法院的若干問題思考》青少年犯罪問題研究2001,(3)

    8、萬秀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轄后新情況的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6年

    9、宋志軍 《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會支持體系》,《法律科學》2016年第5期

    10、于國旦《少年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論文獨創性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所呈交的論文是我個人進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盡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別加以標注和致謝的地方外,論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經發表或撰寫的研究成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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